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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政治参与路在何方李濠

2019-10-16 18:06:43 李濠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演进,农民工已经成为新兴的产业工人群体,给予农民工均等的工人身份,让其享受均等的政治参与权已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城乡居民长期隔阂的背景下,由于制度缺陷、政策失当和农民工自身素质等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长期陷入边缘化的困境。合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三个层面不懈的努力,本文主要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结合的角度对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进行剖析。

一、农民工:漂泊的政治人

农民工是我国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期间所出现的特殊群体,特指具有农村户口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农民工的形成主要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推拉效应”和传统户籍制度冲撞的客观结果,在农村劳动力过剩需要转移的推动下和城市需要补充劳动力进行城市化发展的拉动下,又由于传统户籍制度的羁绊,形成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特殊的产业工人群体——农民工。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截止2003年底,中国进城的各类农民工共有1亿1390万人,在我国二、三产业中所占比例已高达59.8%,而且其数量还在继续增加,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当代产业工人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实践表明,农民工开拓了现阶段我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要渠道,成为许多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要途径,并且通过他们辛勤的劳动为城市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缺少农民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延迟好长时间。

农民工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现实中,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却完全不能与其贡献相称,农民工处处受到歧视和排斥,权益受到侵犯和损害,在政治生活中更难觅其踪。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农民工成为既没有参加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的“漂泊的政治人”。据调查,有6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原籍的村委会选举。有三分之二的人对当村干部表示“无所谓”和“不想当”。在城里,80%的农民工没有参与所在社区的选举,在遇到困难时寻求帮助的对象绝大多数是朋友、老乡或家人亲戚,而极少寻求政府或法院等机关的帮助。加之农民工漂泊不定的原因,其政治参与处于边缘状态,数以万计的农民工成为事实上的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看客,这与党和政府坚定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目标是极为相左的。因此,探寻阻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成因、寻求农民工政治参与途径创新是当前一个极为紧迫的课题。

二、农民工:为何成为漂泊的政治人?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把农民工纳入民主政治建设的范围,积极支持广大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趋势。农民工基于自身权益的考虑,也有着政治参与的诉求,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本应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然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农民工的权益处处受侵犯、遭践踏的一幕幕,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形同虚设,亿万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诉求与边缘困境成为一对显眼的矛盾,那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而且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又是谁断送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

农民工的身份特性及自身素质

特殊的身份直接阻碍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民工潮”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亿万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但他们的户口并没有随之转移到务工所在地,造成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的分离,形成了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这样在政治参与方面就产生了一个现实困境:一方面农民工离家远,几乎没人愿意为了参加原籍的选举投票而疲于奔波,他们基本上都放弃了原籍的政治参与权。另一方面,农民工收入低微,也几乎没人愿意为了参加工作所在地的选举而花钱费时回原籍办理选民资格证明。况且,农民工本身的流动性强、流动范围广,只要能赚钱,什么活儿都揽、什么地方都去。这就造成了他们对工作所在地政治的漠视和政治参与的冷淡。“反正不知道能呆多久,什么时间又要流动,政治参与是徒劳无益的。”成了许多民工的普遍心态。这种普遍的“过客”心理使得他们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和责任感,更热衷于实利的经济活动,而忽视政治生活。此外,农民工自身的素质也是阻碍其政治参与的因素,诚然,进城的农民的素质较之农村的农民会更高,但相对于城市居民,其文化水平、道德素质、法律意识则相对落后,造成其政治参与积极性不强。农民工大多受自身素质的限制,维权意识低,很多农民工在合法权益受侵犯时,不懂通过合法手段保护自己,更极少通过政治参与以提高其政治地位,进而维护其合法的政治权益。

城市社会的歧视与排斥

农民工进城后的另一个现实困境就是难以融入城市社会,难以融入当地的政治生活,这其中虽说有着多层次的因素,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和排斥却是不可忽视的。其一,城市居民的歧视。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在造就巨大城乡差距的同时,也衍生了城里人的天然优越感。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普遍具有一种戒备、歧视和排斥心理,尤其是城里的下岗失业人群,认为农民工抢了他们饭碗,于是对农民工采取敌视、打压、打击的态度,想方设法围剿农民工本已狭隘的生存空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显得遥不可及。其二,城市政府的一系列歧视政策堵塞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渠道。当前,绝大多数城市的社会政策极少考虑农民工,城市社会政策不能覆盖农民工这群体,现有的体制主要是管理他们,缺乏为他们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的职能,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安全生产和社会保障等对农民工覆盖率低,有的完全被排斥在外。工、青、妇等社群组织和流入地的社区建设工作也没有把覆盖农民工群体的工作作为自己应有的职责。此外,农民工的经济地位更加深了他们的自卑心,对于农民工来说,“外地人”的标签始终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痛,城里人的戒备、鄙视,政策性的封锁、排斥,恶劣的劳动条件,低廉的报酬,人身权利屡屡被侵犯,政治民主权利被无情剥夺等等,使得这一群体始终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之中,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努力的目标就是多挣点钱以求得生存,政治参与则退居其次。加之由于自身素质的原因,他们在城市中一些越轨行为,给城市秩序与居民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并产生“晕轮效应”,更加深城市人对其的反感心理。总之,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城里人的鄙视,政策的不公平加剧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排斥,阻碍了他们的政治参与。

社会体制的缺陷和政府职能的缺位

显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以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为核心的原有的社会体制安排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这种制度安排的滞后性迫使农民工并不能享有与城里人同样的国民待遇,即平等的政治民主权利,真正拥有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户籍制度羁绊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而社会保障制度剥夺了农民工的国民社会保障权益,随之他们的政治参与权也就被架空。因此,社会体制的缺陷是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一大障碍。而政府职能的长期缺位更加剧农民工政治参与权的旁落,政府长期的职能缺位,使得农民工本来就少的政治参与渠道更为狭窄,一方面,城市政府偏袒市民而漠视农民工是一种长期的现实,市民好比政府的“亲生子”,而农民则是政府的“养子”一样,处处受刁难,对农民工来说,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政府困惑。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严重忽视农民工的利益保障,当农民工利益受到侵犯时,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经常相互推诿,相反,工商、税务、治安管理人员对农民的查抄、罚款却是经常性的。可以说政府的政策向导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保护市民的利益、雇主的利益而不是农民工的利益。这就加剧了农民工与主体社会的分离,也间接切断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

三、农民工政治参与:路在何方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从政治学角度分析,政治参与程度是衡量不同政治形态中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政治参与水平取决于参与人的素质、客观的社会政治制度等多重因素。当前,制约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不成熟。因此,从政治参与决定因素的角度来寻求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方式是比较具有现实意义的,也是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走出边缘困境的可行途径。

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农民工虽然身处异地,但依然是共和国的公民,特别是农民工同样从事非农产业,同样纳税为国做贡献,工作性质、地点都与城市职工一样,因此,必须彻底转变将农民工等同农民的传统观念,不能再将农民工当成另类对待,看成下等公民,要将农民工纳入城市政府的服务和管理范畴,牢固树立农民工是新产业工人的观念,任何剥夺农民工民主政治权利的思想和做法都是违反宪法和现代法治精神的。并且应该转变城市主位的管理理念,推动农民工的本地化,当前许多城市对农民工实行了经济接纳和社会拒入的态度,只想要农民工有利的一面,而不愿承担必须支付的代价。这种态度不仅贯彻在对农民工的日常管理中,也体现在一些城市政府出台的法规中。因此,城市政府和管理部门应当转变管理观念,实行积极的农民工管理政策,取消就业歧视,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允许和鼓励部分具有向发达地区移民意愿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接纳其作为正式社会成员,给予与本地居民相同的待遇并实行统一管理。

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纠正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和排斥。长期生活在“城市福利堡垒”中的市民,在天然的而不是通过努力获得的社会资源与竞争方面占据着优势,他们把进城的农民工当作“二等公民”看待,认为他们没有权利享受城市的优越条件。加之长期以来城市中舆论导向的片面,对农民工进城带来的负面效应报道过多,对其为城市所做贡献宣传较少。因此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纠正城市社会的偏见,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创造人文条件是紧迫的。其一,广大城市居民应该充分认识农民工的巨大贡献,转变优等公民的心态,把农民工弟兄当作平等的主体看待,对农民工采取豁达的接纳态度,消除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与排斥。其二,政府与大众媒体应该本着积极正面的角度影响市民看待农民工,在传播媒介的舆论宣传中要增加尊重、重视农民工的内容,引导城市居民消除歧视心理,推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朝良性发展,为农民工政治参与营造良好的人文社会平台。

(三)改革户籍制度,扫清制度障碍。以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排斥性、歧视性制度安排,是阻碍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利的关键所在。虽说目前我国的户籍制度已经有所松动,但这种松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只有彻底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歧视性制度安排,才能将农民工从土地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让农民工享有与城里人同样的国民待遇即平等的政治民主权利,真正拥有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可以考虑放开中小城市户口,对大城市实行户口准入制度,达到一定标准即可办理入户手续,建立统一、开放的人口管理机制。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也要尽快加以研究,探索可行性的模式,尽快把农民工纳入保障体系中。以此改变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使农民工真正实现从农民到工人,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市民的彻底转换,消除农民工权益保护中的制度性障碍。

(四)提高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增强政治参与能力。要实现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农民工自身的素质提高也是关键所在。农民工知识水平差,民主素质低、和政治热情不高是阻碍其政治参与的主观关键。因此,对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除了政府和社会创造的一系列制度和环境等客观条件外,主观因素便是通过教育以及自身的努力来提高。主要应该从两方面着手,其一,党和政府应该出于社会公正的基本追求,多提供一些易于为广大农民工利用的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如城市社区选举、农民工民意通道、农民工工会等方式。同时采取适当措施,提高他们受教育程度,在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坚强普法宣传活动,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法制意识、组织意识和参与意识。引导农民工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加强与城市居民的沟通,增强他们的城市性,加快融入城市政治生活的步伐.其二,便是农民工自身的学习提高,农民工应该深刻认识政治参与对于他们的现实意义,通过自身努力,切实强化和提高自身的民主素质和能力,增强对政治参与的兴趣,以此实现政治参与能力的提升,为政治参与的实现创造主观条件。

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让农民工获得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是实现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利的“突破口”。当前,农民工之所以会成为弱势群体,关键在于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饿着肚子要民主,是不现实的。农民工只有在法律法规及相关组织的“保护伞”下衣食无忧,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行使自己的政治民主权利。为此,各级政府部门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加大劳动执法监察力度,尽快将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由此不断增强农民工的政治效能感,促使广大农民工自觉实践其政治参与权利。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必须尽快将农民工纳入社区管理范围,积极发展农民工自组织。比如组织农民工工会是个可行的建议,今年初,北京建筑业组建了首家农民工工会,至今已覆盖八成以上建筑业的农民工。当然,现在的农民工工会的象征意义还大于实质意义,农民工工会数量有限,没有普遍的组织结构、格局,改变“弱劳工强资本”的状况——实现劳资关系的动态平衡,路还很长,因此要不断创新农民工政治参与形式,拓宽政治参与渠道。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针对农民工这个新兴的特殊群体,可以首先探索他们在人大、政协及城市社区实现、扩大政治参与的途径。政治参与是国家和社会的一件大事,事关国家和社会稳定、事关亿万农民工的切身权益、更事关政治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发展,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路漫漫,需要政府、社会、农民工等举国努力。

作者简介:吴再发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黄秀玲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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